夜半出诊的医生

    一、夜半奇案
    故事发生在解放初的一天深夜。天空黑如锅底,异常闷热。突然电光一闪,一个炸雷劈下来,顿时狂风大作,暴雨倾盆。黄河市人民医院食堂职工老张师傅被雷声惊醒,见窗户被吹得吱嘎乱响,就起身下床来关窗,猛然听到隔壁内科医生王有德屋里传来一声惊叫。王有德孤身一人,年过六旬,又有心脏病。张师傅怕他出意外,就出来敲王有德的门。哪知敲了半天,也没人应。张师傅估摸出了事,赶忙把左右邻居叫起来,大家七手八脚把门砸开,拉开电灯,拥进屋里,只见王有德笔直地躺在床上,大睁着双眼已气息全无。医生闻讯赶来,经过一番检查,诊断为猝发性心脏病致死。
    张师傅是个有心计的人,也略懂一些医理。他觉得王有德的死有些蹊跷。王有德虽然有心脏病,但不严重,并且一直在吃药,没有外因诱发,一般不会猝然死亡。特别是那一声毛骨悚然的惊叫,更是令人可疑。他从屋里悄悄退出来,给公安局挂了个电话。
    不一会,一辆闪着红绿灯的警车,开到屋前,车上跳下4名公安人员。一个是刑侦科科长郑卫,40多岁,目光敏锐,精明强悍,一看就知道是个多年从事侦破工作的老手。另一个是侦察员小吴,20出头,少年老成,充满自信。还有两名是法医。4人急步匆匆,直奔王有德的房间,立即对现场进行侦察、尸检。一阵闪光灯闪过之后,郑科长和小吴的侦察结果出来了:从窗口到死者床前有往返两行与众不同的脚印,未穿鞋,只穿了袜子。根据脚印推断,此人身高约1.70米,年龄在35至40岁之间。室内简陋,未见有被盗现象,也未留下指纹。法医尸检的结果是:死者确实是死于心脏病,但直接原因是受到某种强烈刺激。人在死亡时,一般情况下都是瞳孔扩散,而死者的瞳孔却是收缩的。可能死者在临死前,看到过什么恐怖的景象。

    将这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分析:死者在睡觉前,因天气炎热,未关窗户。作案人选择雷雨前的黑夜,翻窗跳入室内,制造出一种恐怖景象。死者被雷声惊醒后,突然看到这种景象,惊恐万分,衰弱的心脏经不起强烈的刺激,于是便惊叫一声,猝然死亡。从作案手段看,凶手利用恐怖杀人,实属罕见。从作案目的看,凶手只是杀人,未见有其它所图,可能死者与凶手有某种宿怨,或者死者掌握了凶手某种致命的内情、隐私。
    郑科长和小吴来到张师傅的家。张师傅就给他们介绍起有关王有德的情况。
    王有德是解放前夕调到市人民医院来的,当时这还是一家私立医院。他一直在内科当医生。工作认真负责,处事谨慎,为人诚恳。平时少言寡语,不善与人交往。唯一与重型机械厂一个叫孙福庆的人过往密切。王有德有些什么事,总要找他商量,他也常常往这里跑。一来,王有德总要炒几个菜,两人在一起喝上几杯……

    天亮了,郑科长和小吴顾不上吃早饭,连续作战,又奔重型机械厂去了。来到保卫科一了解,该厂确有一个叫孙福庆的老工人,已经退休了。此人解放后一直是厂里的先进职工。郑科长说想亲自找他谈一谈,保卫科的同志就领着他们到了孙福庆的家。
    孙福庆正在吃早饭,见来了客人,立即放下饭碗,把他们领到客厅里坐下。
    郑科长开门见山问道:“孙师傅,我想问你一个人。市人民医院的王有德。听说你们过去很熟的。”
    孙福庆笑呵呵地直点头:“啊,熟悉,熟悉,我们老哥儿俩最对脾气。”
    郑科长道:“他昨天晚上被人谋害了。”孙福庆大吃一惊,吸着的烟掉到地上:“什么?他被人谋害了?”
    郑科长点点头,孙福庆老泪纵横,掏出手帕擦着眼睛说:“老王命苦啊!一辈子无儿无女,孤苦伶仃,临了还让人谋害了。什么人心这么狠啦!”郑科长道:“我们现在就是要把那个谋杀他的凶手找到。你跟他接触很多,能不能回忆一下,他过去跟什么人有过仇,或者他发现过别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?”
    孙福庆摇了摇头。
    郑科长又问道:“那么在你记忆中,他的行为或表情是不是有过反常的时候?”
    孙福庆沉默了一会,说:“5年前,曾经发生过一件事,这件事,至今我还感到很奇怪。”
    二、神秘阁楼
    那是1948年6月,已经听到解放军要进城的消息了。当时王有德在重型机械厂内开了一家私人诊所。一天晚上,孙福庆来找王有德聊天。王有德平时无别的爱好,就爱喝两盅酒,见老朋友来了,炒了两个菜,要在一起喝个痛快。两人刚刚把酒杯端起,就听有人“咚咚咚”敲门。王有德放下酒杯,起身走过去将门打开,见门口站着一个十八九岁的陌生姑娘,瓜子脸,下巴上有一颗美人痣。姑娘一脸愁容,见到王有德便“扑通”往下一跪:“大叔,求求你,救救我的爸爸吧!”王有德顺手将姑娘搀起:“姑娘,你慢慢说,你爸爸怎么啦?”姑娘说:“我爸爸得了重病,求你出个诊,去看看吧!”王有德问道:“你爸爸在厂里工作吗?”姑娘点点头又痛苦地摇摇头。王有德有些犹豫了:“啊,不在厂里工作,那你为什么不去请本单位的医生呢?”姑娘说:“晚上到哪里也找不到人。大叔,我求求你啦!”说罢,又要往下跪。王有德将姑娘拉住道:“姑娘,别这样。你家离这里有多远?”“不远。”“好,大叔跟你去。”他提起药箱,拿上听诊器,嘱咐孙福庆一人先喝着,他去去就来,就跟着姑娘走了。约摸过了一个多小时,王有德回来了。只见他脸色煞白,额头直冒虚汗。一进门就连连喊道:“见鬼了,今晚真见鬼了!”孙福庆见他这副惊慌模样,急忙问道:“怎么啦?遇到什么情况?”王有德走到桌边,端起酒杯,一口喝干了。
    原来,他跟姑娘出去后,姑娘把他带到市郊的一个公园里。这个公园只有几个破亭子、破楼阁,垃圾遍地,蒿草长得有半人高。平时白天都很少有人来这里,更别说晚上了。那姑娘打着一只光亮微弱的电筒,引着他从蒿草丛中穿过,他只觉得阴气森森,头皮发炸。不禁颤声问道:“你家到底在哪里?”姑娘往前边古柏老松处一指:“就在前边。”王有德紧张得心“怦怦”直跳,既害怕又不敢逃,只得硬着头皮,跟着姑娘走到一座阁楼前。姑娘说:“到了。”阁楼里没有灯火,漆黑一团。姑娘用手电照着他上了楼。不知她从哪里摸出一支蜡烛,点上了。王有德惊恐地环顾了一下四周,见里面空荡荡的,到处是灰尘蛛网,门窗破损,梁柱斑驳,耗子成群结对地窜来窜去。靠右墙角的地板上,用稻草铺了一个铺,上面支着一顶又黑又破的蚊帐。姑娘端起蜡烛走到蚊帐前,喊了一声“爸爸”,道:“我请了王医生来给您看病。”说罢,就用左手撩开蚊帐。王有德见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埋在一床烂被絮里,就戴好听诊器,伸进被絮里,贴到病人的胸脯上。不听则已,一听则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此人已经死亡!他将听诊器取出来,战战兢兢地说:“姑娘,不,不要紧。我给你几片药,你帮他服下,慢,慢慢,就会好的。”他哆嗦着手打开药箱,胡乱取出几片治疗伤风感冒的药,用纸包好,递给姑娘,就提起药箱下了楼。他一出门,就拼命往回跑,连头也不敢回。

    那天晚上,王有德喝得酩酊大醉。孙福庆把他扶到床上,怕他夜里出事,就没有回家,和他挤在一起睡了。第二天,王有德的神志还有些恍惚,孙福庆就一直陪着他。晚上刚刚吃过饭,又听见有人“咚咚咚”敲门。两人都愣住了。孙福庆问道:“谁呀?”没人吭声,门敲得更急了。孙福庆走过去,将门打开一看,又是那位姑娘。姑娘走到王有德面前,“扑通”又是一跪:“恩人,谢谢您!我爸爸吃了您的药,病好啦!”王有德心里说:鬼话!哪有死人能治好的!嘴上却道:“不用谢,不用谢!”姑娘拿出一只打火机,说:“恩人,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谢您,这是我爸爸的一只打火机,您兴许还有些用处,就送给您啦!”王有德一听是死人的东西,就连忙摇手说:“不要,不要!”姑娘说:“您一定收下!不然我就跪在您的面前不起来了!”王有德不知如何是好,姑娘就把打火机塞到他手中,然后站起来,深深鞠了一躬,转身就朝门外走去。

    这是只那种老式的捻子打火机,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可王有德自从一收下,就有了心病。没次一见那只打火机,就想起那个阁楼,想起那个已经死亡的可怕病人。整日心神不宁,寝食不安。孙福庆见他这样,就给他出了个主意,叫他扔了。王有德一想,也对,眼不见心不烦。就把那只怀表扔到垃圾箱里去了。哪知没过几天,那个姑娘又来了。说要取回那只怀表,不然她就活不了了。王有德只好如实相告,姑娘也没有为难他,哭着走了。
    后来,王有德怕姑娘再来找他,就想离开这个地方。孙福庆就托人,让他进了现在的医院,当了内科医生。
    郑科长和小吴听了孙福庆讲的这段谜一般的故事,十分惊奇。心里都在暗暗地想:莫非王有德的死与他5年前遇到的这段奇事有关?那么那个姑娘是谁?那只怀表一送一取又是怎么回事?郑科长背着手在屋里慢慢踱开了步子。他沉默了一会,转过身来问道:“那只打火机里会不会装有什么东西?王有德告诉过你没有?”孙福庆摇了摇头:“王有德当时最怕见那只怀表,连摸都不敢摸,更不用说打开。他跟我无话不谈,要是见到里面有什么东西,肯定是会告诉我的。”郑科长又问道:“那个姑娘后来还来过没有?”孙福庆说:“不知道。不过我发现王有德扔打火机的垃圾箱,有人在里面翻过。”“以后你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姑娘了吗?”“见过。就在3天前见过。她的脸型我记得清清楚楚,还有下巴上那颗美人痣。她现在得了精神病,住在精神病医院里。3天前我到精神病院去看我的侄女,一眼就认出了她。”“你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呢?”“行!”
    三、追踪疯女
    孙福庆带着郑科长和小吴来到精神病院。一进门就像进入人类另一个世界。这里没有文明,没有理智。“啊—”有人惊恐地叫了一声,接着就见从病房里冲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孙福庆用手一指说:“就是她,就是她!”郑科长向主治医生询问这个女病人的情况。主治医生介绍说,这个女病人叫刘莉,今年25岁,未婚。是光华针织厂的职工,5天前发病送来的。一入院就是现在这个样子,经常发出惊恐的喊叫,夜里也是这样。据症状分析,可能是看到什么可怕东西,脑子受到强烈刺激。郑科长听到这里,心中想道:怎么这个女人的病因与王有德的死因竟如此相同,而且时间又这样相近?难道这是偶然的巧合吗?不可能!看来这个叫刘莉的女人与王有德的案子一定有着某种关系。把刘莉的情况和病因搞清楚,无疑是破案的重要环节。于是便立即决定:到光华针织厂去。
    在光华针织厂保卫科的帮助下,他们了解到刘莉父亲的一些情况。刘莉的父亲原是重型机械厂的工人,中共地下党支部的书记。1948年,因叛变革命被发觉,自杀身亡。解放后,组织上对刘莉父亲的结论进行复查,虽然发现了很多疑点,但一直没有找到证据。刘莉的母亲在她父亲死后,因病魔缠身,加上精神刺激,解放不久也去世了。刘莉是独养女,无一个亲人,加上周围的人见她是“叛徒”的女儿,都不敢接近她,于是她的性格逐渐变得孤僻、冷漠起来。5天前的一天下午,刘莉休班在家。一个30多岁的男人到她的房间里找她。与她同班的一个女同志以为是她最近谈的对象,就想开个玩笑。她蹑手蹑脚走到刘莉的窗台下,从窗帘缝隙往里看,见那个男人正在跟她说着什么。刘莉表情很痛苦,掏出圆珠笔,在一本信笺上写了一些什么,就撕下来递给了那个男人。那个男人接过去,塞进一只黑色公文包里,起身就走了。哪知当天夜里就出了事。正在午夜人们熟睡之时,刘莉惊恐地喊叫着,从房间里奔了出来,把整栋房子里住的职工都闹醒了。人们出来一看,刘莉身穿内衣,惊叫着在巷子里乱窜。原来她已经疯了。大家都以为她恋爱受挫,受到刺激,就把她送到精神病院。

    郑科长想:刘莉的病因,绝对不是失恋引起的,很可能与那天下午来找她的那个男人有关,而那个男人与刘莉的父亲之死,也很可能有关。那么,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人呢?刘莉又给他写了些什么东西?

    他们来到刘莉住过的房间。屋里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的,说明刘莉的确是突然受刺激,突然发病。这与王有德突然死亡原因正好吻合,凶手肯定是同一个人。郑科长打开抽屉,里面有几封书信,翻看一遍,没有发现有参考价值的线索。有一本信笺纸,第一页上面留有写字的笔痕,无疑是刘莉在前页纸上写东西时留下的。公安人员特有的警觉,使郑科长留意观察起来。他将信笺本拿起来,掀开前边的一页,对着窗户的亮光一看,有些地方笔划压着笔划看不清,有些地方的字还清晰可辨。好像是叙述她父亲的一些什么事,联系到刘莉当时写好交给那个男人的东西,郑科长真是如获至宝,高兴极了。
    他们立即将这张留有笔痕的信笺纸,送到公安局技术科进行鉴定。很快,结果出来了。只见上面写着:“……亲之死是……诉过黄斌……王有德也可能……”从这些辨认出来的文字中,郑科长和小吴琢磨了半天,才搞明白大慨意思是:刘莉父亲之死,是一个什么人干的,她把这件事告诉过一个叫黄斌的人,某某单位的王有德也可能知道。据此,郑科长作出了4点推测:第一,这可能是刘莉为父亲之死出具的证明材料或申诉信。第二,来索取材料的那个男人,就是杀害刘莉父亲的凶手,而刘莉并不认识他,他是冒充某个机关的工作人员来的,骗取了刘莉的信任。而后,又根据材料中提供的知情人,逐一杀人灭口。第三,这个人很可能就在我们的政权组织中,而且隐藏得很深。第四,材料中提供的知情人中,除了王有德,还有黄斌,凶手很有可能要采取同样手段,对黄斌下手。黄斌危在旦夕!
    四、5号是谁
    他们很快就查清了黄斌的单位和地址。黄斌是化工厂的职工,今年26岁。刘莉发病前正在和他谈恋爱。郑科长和小吴换上便装,来到化工厂单身宿舍楼。黄斌住在一楼最西头,今天正好在家休班。他们敲开了门,递上自己的证件。黄斌一看是公安局的,立即让进屋里。郑科长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来,说:“黄斌同志,我们是来了解有关刘莉同志的情况的。听说你们正在谈恋爱,是吗?”
    一提起刘莉,黄斌显得很痛苦。他点了点头说:“一年前,经人介绍,我与刘莉相识。不久便建立了恋爱关系。我们感情很好,她对我无话不谈。”郑科长问道:“黄斌同志,请你回忆一下,她是否向你说过有关她父亲的一些情况?”黄斌说:“我正要向你们谈这个情况。刘莉发病很突然、很奇怪,这几天我一直在想,会不会与她父亲之死有什么联系?”郑科长高兴地说:“很好!请你谈得具体点。”黄斌点上一支烟,慢慢地说着:“3个月前,我提出要结婚,刘莉说再等等。我问为什么,她说,她父亲叛徒的罪名是被人栽脏陷害的。她现在正在调查她父亲的死因,等把凶手抓到,父亲的问题平反昭雪之后,再结婚,希望我能支持她。接着,她就向我谈起她父亲的死。”

    1948年6月的一天傍晚,刘莉父亲的一个徒弟找到她,此人也是地下党员,他说刘莉父亲被诬陷为叛徒,关在郊区的一栋破阁楼里。刘莉找到那里,楼上楼下只住着父亲一个人,已经被折磨的重病缠身,淹淹一息。于是便想起父亲讲过王有德医生医德高尚的话,就深夜登门求医。王有德随刘莉到阁楼看过病之后,她才发现父亲已经死了。父亲死时的表情十分痛苦,她推断是在自己去请王有德医生时,有人对父亲下了毒手。清理父亲遗物时,发现床底下有一张血写的纸条,只见上面写着:“杀我者是叛徒5号”。这个“5号”是谁?她不知道。为了日后替父报仇,就将纸条塞进父亲留下的怀表里。怕放在身边不保险,就以谢礼为名,送给王有德保管。当时兵荒马乱,敌我难分,刘莉怕暴露身份,又不敢说明。后来,有人冒充地下党组织名义,怀疑刘莉父亲死前会留下证据之类的东西,就连骗带诈,逼刘莉交出来。刘莉年轻幼稚,以为他们掌握了真实情况,不得已又去找王有德,索取那只怀表。哪知王有德已将怀表扔进垃圾箱里去了,她只好到垃圾箱里去翻,找回了怀表,交了出去。解放后,刘莉就多次向父亲生前所在单位反映,要求追查杀害父亲的凶手,然而一直得不到音信。于是她就按照父亲的遗嘱,亲自调查那个杀害父亲的“判徒5号”。有一天,刘莉高兴地来找黄斌,说是她已经摸到一点线索了。没想到第二天晚上,她就疯了。

    郑科长把刘莉发病的前后情况和对病因分析,告诉了黄斌,黄斌大吃一惊,说:“今天中午,也有一个外调人员来找过我。”郑科长早有所料,说:“请你把那个人情况再谈一谈。”黄斌说:“今天中午,刚刚吃过饭,突然来了一个人,三十五六岁,穿着白府绸短袖衬衣。他自称是组织部的干部,来调查刘莉父亲死因情况,要我给他写一个证明材料,又问我还有什么人知道这件事。我见组织上对刘莉父亲之死这么重视,十分感激。如今刘莉得了精神病,知道详细情况的只有我自己了,于是就按照他的要求,写了一份证明材料。”
    郑科长听后,心想:看来这个毒蛇又要出洞了。一个捕捉方案,在他的脑海里迅速形成。他向黄斌交待了一番,就立即赶回公安局去汇报。公安局的领导同意了郑科长的方案:第一,立即派出一个侦破小组,调查那个“5号”;第二,派郑科长和小吴带一个刑警分队,潜伏到黄斌宿舍楼附近,伺机捕获凶犯。
    五、幽灵现形
    这天晚上,郑科长决定亲自睡在黄斌的床上,约定以惊叫或鸣枪为信号,一起动手。10点钟,郑科长准备就寝。他把电灯拉线栓到床头,将手枪子弹顶上膛。然后关好纱窗,拉灭电灯,躺到床上。他大睁着两眼,侧耳细听。约摸到了12点光景,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,接着就听到撕裂纱窗、起动插销的声音。郑科长把手枪攥得紧紧的,对准窗户。
    纱窗推开了,一个怪物跳了进来。他定睛一看,一具发着绿光的骷髅向他扑了过来。郑科长如果没有思想准备,这一下,不把他吓死也要吓疯。他立即惊叫了一声,“砰”,放了一枪,“叭”,拉开了电灯开关。隐伏在周围的刑警人员一起冲进来。那具“骷髅”正要跳窗逃跑,等候在窗外的小吴飞起一脚,将他从窗户上踢了下来。大家一拥而上,铁壁合围,一阵拳脚,就把他擒住了。“咔嚓”一声戴上手铐,把他推上了警车。

    罪犯被带到公安局。那个家伙只得如实招供。原来他是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施西松,解放前是市地下党组织的一般成员,在市地下党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中,有人告密,大部分参加会议的人被抓,刘莉父亲和施西松逃了出来。刘莉父亲发现了这次会议的告密人是施西松,施西松倒打一耙,说刘莉父亲是叛徒,利用自己是上级党组织成员的有利条件,把刘莉父亲关起来审查。就在刘莉离开阁楼去找王有德医生时,他怕把刘莉父亲的病治好将来给自己惹麻烦,就将一粒剧毒药片,塞进了刘莉父亲的口中。刘莉父亲服药后,胸中异常疼痛,知是毒药,就咬破指头,写下了7个血字:“杀我者叛徒5号”。因为刘莉的父亲和他原不相识,不知道他的名字,只见他穿着穿着印有“5”号的背心。解放后,组织多次审查他的这段历史,都被他狡猾地逃脱了。但“肃反”、“镇反”运动的不断深入,使他心惊肉跳。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,听说刘莉曾经找了不少人,调查“5号”的事,更是惶惶不安。于是便起了杀人灭口之心。为了达到既杀人又不暴露自己的目的,他冥思苦想,想了许多办法都不如意。一天,看到一篇外国恐怖杀人小说,真是大受启发。他到街上买了几包荧粉,用毛笔沾水调好,脱去上衣,将荧粉一道一道地涂在肋骨部位,接着又按照面部骨骼组成,涂成骷髅状。然后关灭电灯,走到穿衣镜前一照,竟连自己也吓坏了。于是,他就按照这种方法,先吓疯了刘莉,又吓死了王有德。他以为这种杀人办法设计得天衣无缝,那知计划还没有实施完,就被擒获了。这真是:天网恢恢在,罪恶终有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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